日前，京城某报刊登了一条服务性新闻，告诫雇主在签署家政服务协议之前，务必认真核查拟聘家政员工的健康体检证明及检查项目。一位传染病专家在文章中详细列举了六大项需要检查的项目——呼吸道传染病；肠道传染病病；病毒性肝炎（主如果指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）；皮肤病；性病；沙眼、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等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。
就这条消息，键入“家政员工体检”这一关键字，笔者吃惊地发现好几家媒体都刊载了这一新闻，这样高的上稿率，叫人不难发现媒体对这条消息的偏爱和对雇主的“情有独钟”。
因为家政员工要进入雇主家庭，为雇主料理家务、炒菜做饭、照顾老人和孩子，有的家政员工还是“住家型”的，要和雇主长期朝夕相对、“亲密接触”，雇主对其有健康需要，这完全是正当的。何况，通过体检，还可以发现家政员工潜在的疾病，对其身体保健也有好处。在实践中，也确实发生过雇主没事先检查家政员工身体情况，就将它请入家门，从而使家庭职员感染疾病的例子。所以，不难理解，专家和媒体为什么向雇主频发警告。
但事情都有两面性，在法律上，其他人的权利义务都要是对等的。雇主有健康权，家政员工有保障雇主健康的义务，而家政员工同样有健康权，雇主同样有保障家政员工健康的义务。可惜，专家、媒体在向雇主频敲警钟、重视维护雇主权利的同时，极少腾出版面和栏目为家政员工张目、宣传雇主的义务。而相较于雇主而言，无论健康方面的常识，还是权利意识，离得远远的家门、离乡背井的家政员工们都更为欠缺。
在一档有关保护家政员工健康的电视节目中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马上和已经成为家政员工的小女孩，发现她们根本没意识到雇主家庭会有传染病，当然更无人提出要雇主体检的需要。依据笔者的揣测，初入城市的小女孩，即便有这方面的意识，因为各种缘由，也非常难开口请求雇主提供全家的健康证明。因为事先不知道雇主家庭职员身体情况，而匆忙入家服务被传染上疾病的，在现实日常也有发生。一旦染上疾病，家政员工在治疗上就会处于艰难境地，医疗费应该由哪个负担？家政员工可以证明是雇主传染给她的吗？假如不可以证明，雇主是非常难主动承担医疗费的。假如医疗费数额非常高，困窘的家政员工无疑负担不起，所以在社会保险和商业医保尚未为家政员工打造起来时，家政员工对雇主一家健康的知道权是尤为重要的。
还是在那档电视节目中，当被问及家政员工是否应该对雇主提出健康需要时，有些雇主给予了一定的回答。在实践中，有些雇主甚至还会主动向家政员工出示健康证。笔者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，曾为照顾年幼女儿请过家政员工，在小女孩来时，那位朋友先携带她做了体检，但在体检前，为防止让她产生被歧视的感觉，朋友先向她说明她们一家都是健康的。将来，那位朋友每当单位例行体检结果出来后，都向这位小女孩报备。为防止这位小女孩感染肝炎，这位朋友还携带她打了乙肝疫苗，并在非典期间，为这位小女孩注射了流感疫苗。虽然，这位朋友的动机不止是为了这位小女孩的健康，但假如每一个雇主都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家政员工，那样这一群体的健康就不会成为问题。
但这可能只不过笔者的美好愿望。虽然笔者尚未做过调查，迄今为止，也尚未发现有有关的统计数据，但像笔者这位朋友平等对待家政员工的状况不会是主流。现在，保障家政员工的健康权益，在法律方面尚是空白，能否达成其健康权益完全取决于雇主自己的意愿和道德诉求。从社会规则运作角度来讲，道德是缺少约束力的。何况，目前还缺少对雇主的道德灌输，处于弱势地位的家政员工还没学会话语权，向媒体发源于己的声音。
所以，就像解决家政员工薪资、社会保险、工作时间等问题一样，大家还要诉诸于法律来保障家政员工的健康权益。关于家政员工的法律现在尚缺少全国层面的，但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早就有了我们的地方性规定。在这类规范性文件中，有些只单纯规定了家政员工提供健康证的义务。假如这类法律法规，在规定家政员工出示健康证义务的同时，也规定雇主应向家政员工出示健康资料，那样这类法律法规不只在立法技术上是健全的，家政员工也有了保护自己健康的尚方宝剑。
毋庸讳言，法律在规范社会日常确实会发挥重大用途，但光有法律是不够的。大家可以设想，让这类分布在千家万户的家政员工们自己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团体，以集体的力量抗衡雇主，向雇主提出权益请求。今年3月，北京就成立了首家保姆工会。有了工会，家政员工不只找到了是我们的组织，还可以为自己定规则，保护我们的权益，包含健康权益。
其实，对家政员工的保护，也是对雇主的保护。只有平等对待家政员工，家政员工才会更好地提供服务。何况，家政员工在一定量上也是稀缺资源，每年的新年过后，各地的媒体几乎都要爆炒“保姆荒”的新闻。而怎么样破解“保姆荒”这一难点，显然不是一朝一夕、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，但雇主对家政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一定起着要紧用途。
让雇主去体检，无疑会让家政员工找到被保护、被尊重的感觉。而保护和尊重就是平等共处、相互需要的基础。